“人才大战”热，如何“冷”思考？ | 政治学人圆桌论坛 第013期

“

回归生活的政治·圆桌论坛

第十三期——“人才大战”热，如何“冷”思考？

”

问题发布

      葛优在《天下无贼》中曾有一句经典台词：“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近来，这一台词正在被各地纷纷验证。武汉、杭州、成都、西安、宁波、南京、海南、天津等地陆续出台人才新政，落户门槛一降再降，无论是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还是一次性奖励等等，都在传递着各地政府对人才渴求的焦虑感。更有学者直言，“人才大战”正在变为“人口大战”。一方面是大城市高层次人才的巨大缺口，另一方面是大城市房价高企、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的日渐严重。如何看待并评论此番“人才大战”？本期政治学人圆桌论坛特邀各位嘉宾深入探讨这一话题。

嘉宾介绍

主持人：

 陈科霖 

深圳大学

城市治理研究院

助理教授  

管理学博士

参与嘉宾：

 彭莹莹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梁玉柱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高  雯 

荷兰拉德堡德-

奈梅亨大学

博士候选人

点评嘉宾：

 熊 竞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人文地理学博士

公共管理学博士后

观点阐释

彭莹莹

      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面临就业的毕业生一定多多少少了解过诸如此类的“人才引进政策”。人才之于发展，意义之重无需赘言，“大学生村官”政策即可见一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更是引爆了人才之争。送户口、送房子、送票子背后折射的是当下青年就业者的需求，不仅是各地政府吸引人才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就业者做出决策的主要考量。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这个问题背后，值得讨论的是“人才”的界定范围、青年就业者面临的发展困境、区域发展不平衡背后的本质原因。

      关于“人才”的界定范围，事实上，人才储备应当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系统战略规划，而不是各地政府简单的应时而动，人才既包括高知识水平的大学生，也包括不同行业领域的拔尖者，他们一起构成了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只有地方政府有计划地实施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才能保障引进人才政策的对接和平衡、落实和可持续。

      若将讨论范围限定在“大学生”人才引进政策，那么随着经济发展，户口、住房、收入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选择面临的主要问题，其本身也是社会管理亟待解决的社会需求，各地方政府推出了择其一或者组合的相关政策，户籍制度实质上捆绑了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一系列社会福利，房价问题一直以来是一二线城市发展中政府的难题，而收入问题是备受关注的社会利益分配正义问题。这些问题本身是改革中应有之义，只是人才需求的紧迫性将这些此问题推向了前台。

      思考到各地不甘示弱推出的各类人才引进政策，所谓“抢人大战”，其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的发展乃至消减区域发展差距，而中心城市或者大城市对周边城市具有“虹吸效应”，人才尤其如此。优质人才流向优质资源集中的城市，进一步加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思考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单单推出人才引进政策只能是水涨船高的“困兽斗”。

      概而言之，时下各地让人应接不暇的人才引进政策，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关于人才发展的专项政策。这种专项政策可以视作城市治理中的纠偏机制。但更大的意义恐怕还是以此为契机，重思地方政府人才发展乃至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

梁玉柱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并不高，尤其是北上广深以外的二线城市，如武汉。但这些城市密度的增长却受到多重约束机制：一是中央政府审批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指标等机制，背后是中央政府的城镇体系布局，约束着城市的空间扩张和人口流入；二是地方政府以基建投资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使城市政府提供的服务难以覆盖大量外来人口的公共需求，尤其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使大量非户籍人口难以落户，享受市民福利。与前者比，后面的因素更重要。这两方面导致城市人口的小规模流动。

      城市政府虽然无法推动人口大规模增长，但是依然面临着城市间竞争以及政治领导人之间的政治锦标赛。为了打赢两场“竞赛”，在经济依然是最大发展需求的背景下，各地力图做大经济总量、提升经济品质。因此，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技术的年轻人成为城市政府“抢人”的首选。这批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也成为新的消费大军，尤其是推高房地产市场，成为维系土地财政的重要力量。

      城市政府抢人是以有限的增加公共服务支出，通过“送户口”、“买房补贴”等手段，提高特定人群的公共服务水平。而城市整体的公共服务水平在此过程中并未有效提升，尤其对本就工作在该城市的非户籍人口，由于“用脚投票”的能力弱，所以面对新的公共服务不平等也无可奈何。甚至“抢人”造成对他们更大的压力，比如房价急剧上升提高的生活成本和落户压力。

      近年“逃离北上广”的话题不绝于耳，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城市的生活压力，以及武汉、南京等城市不断提升的就业竞争力和发展环境等。因此，在户口已经不是“出入证”的时代，“抢人”不是一劳永逸。应该从提高城市整体竞争力出发，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高水平化等吸引外地人才、留住本地人才，同时不辜负扎根本地的外来劳动者，这也应成为未来中央政府调控的重要方式。

高 雯

      实际上抢人大战的梯度与地区本身的吸引力是反向的。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本身就对外来人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在人才政策上的力度远没有中西部或二三线城市区县来得大。例如在浙江省，金华的人才落户优惠和一次性奖励金额就高于杭州，义乌又高于金华。仅在大杭州区域范围内，富阳萧山余杭，仅从人才引进政策考虑，就要比杭州主城区更吸引外来人才。而在地方发布的一些人才招聘公告中，西部的货币奖励政策则远远高于当地居民收入中位数。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抢人大战的主力军是二三线城市以及区县。但是这样的效果如何呢？实际上，考虑到生活环境和其他福利，愿意去二三线城市或区县的，往往本身就是该地区及其附近区县人。考虑到更大的城市能够提供的医疗、教育、文化服务等各方面的优势，仅因为人才政策的福利而放弃去大城市机会的年轻人并不多。所以如果当地不能提供足够具有前景的工作机会，要想靠一些落户政策和货币奖励吸引青年人才，是有些异想天开了。

观察团质询

To高雯博士：

      经济实力较弱的城市与大城市拼“金钱激励”本身就容易“恶性循环”，造成资源的浪费。请问您认为发展城市的特色产业，吸引特定人群，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弥合前文提到的张力？

      在小城市缺乏人才的现况下，会不会发生人才的“马太效应”？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先天不足”，对人才的吸引力还是有限，呈现出“弱者恒弱”现象。例如，目前很多高素质人才选择到某一个城市发展跟当地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关，但是大企业又需要以人才为落地前提，那么对于同时缺乏人才与大企业的二三线城市而言，如何才能增强城市竞争力，走出“弱者恒弱”的怪圈呢？

To彭莹莹博士：

      新一线城市的出炉，也让城市竞争更加激烈，北上广深也加入人才大战中，提升城市竞争力迫在眉睫，您认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应该如何延续未来发展的可塑性？

     在白热化的人才指标的“区域竞争”下，与其殚精竭虑追逐外地人才，对于“如何留住本地人才”您有什么比较新颖的建议吗？如您所说，地方政府关于人才发展的专项政策，可视作城市治理中的纠偏机制，那么在这种机制中又是如何促使人才将自身成长与城市发展相结合，并获得足以施展其身手的舞台呢？

To梁玉柱博士：

      抢人才大战的主体是城市和人才，人才在我国一直都是稀缺资源，在对城市进行调控，实现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政策同时，您认为国家，城市该如何培养人才，个人如何增加竞争力，最大程度的发挥中国的人口红利？

      优秀人才的引进给本地非户籍人口造成很大的压力，“抢人”不是一劳永逸，能否使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是人才发展的长期问题。那么，您认为该如何建立人才激励机制，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呢？

回应质询

高  雯 

      “抢人大战”出现“弱者恒弱”的现象，归根结底并不是因为二三线城市具有吸引人才的先天缺陷，而是因为抢人大战中小城市选择的竞争策略错误。简单粗暴的经济优惠政策不但给城市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还将货币收益与房产优惠置于小城市人才吸引力的优先位置，而这种吸引力恰恰是小城市与大城市竞争时的先天弱点。考虑到各地地方政府的负债情况和近年来愈发严格的地方举债监管制度，高负担的抢人政策不但鲜能打败大城市招募到优秀人才，而且在政策出台之时就已经埋下了不可能长久的伏笔。

      小城市要打破这种马太效应，应该做的是找准合适自己的切入优势点，而不是与大城市硬碰硬地拼一次性安置费的高低。由于经济转型产业转移国家扶持等各方面因素，越来越多的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企业开始向中西部、二三线城市转移。这为小城市打开人才引进窗口提供了契机。

      实际上一些城市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尝试。譬如成都市在互联网产业兴起时准确抓住时机，确立了互联网创业的城市发展新思路，通过一系列鼓励互联网创业和投资的政策，为互联网创业提供了积极宽松的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互联网公司、上下游相关企业在成都蓬勃发展，相应的人才引进也顺势成为了与行业发展互利共赢的潮流。

      找准自己的城市特色，看到本地的特色产业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用合适的政策同时创造就业岗位、提供职业前景并以此吸引人才，又以人才吸引对应的产业发展，才能达到长期留住人才和企业，最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

彭莹莹

      “新一线城市”出自《第一财经周刊》自2013年开始发布的《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从其评价体系来看，包含五个指标：商业资源聚集度（大品牌青睐指数、商业核心指数、基础商业指数、城市规模指数），城市枢纽性（交通通达度指数、物流通达度指数、商业资源区域中心度指数），城市人活跃度（消费活跃度指数、不安分指数、夜间活跃度指数），生活方式多样性（餐饮多样性指数、文娱消费指数、旅游意愿指数、运动积极性指数、消费多样性指数），未来可塑性（创业指数、人才的消费力量和成熟度）。城市综合竞争力和人才资源二者相互促进，根据指标设定，如何延续未来发展的可塑性，其实主要思考维度就是城市的创业环境以及城市的人才吸引力。而创业环境、人才吸引力这二者又相互影响，需要系统布局。“北上广深”作为常年稳定的一线城市，在全国各大城市不断创新、释放活力的景象下，应当在坚守城市固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软实力，比如从人才发展规划上以灵活的就业、创业政策留住优秀的青年人才，从城市的公共服务上提升满意度，从城市文化方面打造城市气质和品味，这些都能在长远上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潜力。事实上，不仅仅是“北上广深”，所有城市未来发展的可塑性，都离不开城市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只不过，不同城市根据发展阶段和本身特点，有着不同的定位和侧重。

      “如何留住本地人才”是不是一个问题存疑。现代化社会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流动性的加强，交通、网络等的发展使得个人不必再归属某一区域。城市发展本身，应当不在于追逐外地或者留住本地人才，而只有一个标准：留住优秀人才。自然选择法则告诉我们，城市发展吸引人才的能力、包括人才选择归属的决定权都只能是优胜劣汰。“追逐外地人才”和“留住本地人才”，本质上恐怕是一个城市教育发展水平与城市综合实力不对等所致。前者常常是城市综合实力超过教育发展水平的城市的诉求，这类城市自然希望且需要“追逐外地人才”，而且奔着新的思路带来创新的考虑，无可厚非；后者往往是教育发展水平超过综合发展水平的城市的诉求，此类城市希望教育投入培养的人才能够为城市继续服务做出贡献，也是顺理成章的。“追逐外地人才”可能是开放的发展理念，“留住本地人才”或者是固守地方利益。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解决发展的不平衡。提升城市的综合实力，自然就能够匹配相得益彰的人才。

      “人才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相结合”的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人才自身发展的规划、一个是城市发展的定位。一方面，就业应当有科学的职业规划，而不是随性而为；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城市的人才政策，应当放入城市人才发展规划，乃至城市治理体系之中，让择业的人才明白自己未来的职业道路和发展潜力。现实中，择业者未必从自身发展和城市发展吻合出发考虑就业问题，虽然长远来看，二者的吻合能够带来可持续的动力。人才自身发展和城市发展相结合更多的是政府从城市发展角度的诉求，那么问题依然转化成如何将这种人才政策制度化，既不能不论自身城市发展定位跟风抢战，最后并不能留住人才，反而损耗人力物力财力；也不能忽略政策的可持续性，许下空头支票，相关福利政策不能落实，最后影响城市声誉，双方不欢而散。“人才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相结合”需要在双方都明确彼此定位、共享信息的基础上，从人才政策的制度化角度考虑，将其纳入整个城市治理的体系，设计系统的、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规划。

梁玉柱

      武汉、西安等城市不谋而合的提出“留住百万人才”的口号，其目标指向不仅仅是高精尖的高端人才，更是年轻人口，以及背后庞大的市场。人口的自由流动是保持社会活力，发挥个人优势的关键。虽然当前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出现重要调整。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仅表现在城乡二元差异，更是呈现出以地域为经、不同身份类别为纬的多元式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的地域化和身份化阻碍着年轻人口的自由流动，这也是前文所提的普通居民“用脚投票”的能力很弱。比如说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社会政策是以城市为界的，人口的流动受到这些“福利”的阻绊。当前一些跨区域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改革，例如城市群间住房公积金的跨城使用等，但如果想整体推动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需要中央政府更多的承担社会保障事项，把一些属地管理调整成中央垂直管理，或者中央财政加大对社会保障支出，以此赋予人们用脚投票的能力。本次国税、地税体制改革是分税制改革以来财税关系的重要调整，是对央地事权、财权关系进行调整的良好契机，当然如何改革是个复杂的问题，留待进一步思考。以上回应也只是对所提问题的一个侧面的思考。

学术争鸣

高  雯

      我对梁玉柱博士关于“以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来提高居民用脚投票的能力”的观点有一些补充。用脚投票归根到底说的是公民对定居地的选择投射到宏观层面能够体现出城市、地域的竞争力。现阶段阻碍我国公民实行用脚投票权利的并不仅仅是梁博士所提到的社会保障体系，而是户籍制度所设立的壁垒让公民在选择时无法只考虑每个地域、城市的优劣之处，而更需要考虑自己户籍所在地的情况以及更换户籍所需要的高额成本。这也是为什么所有城市的抢人政策中，宽松落户政策都是必然摆在第一条的原因。

      抢人大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地方对户籍制度的一种尝试性冲击，试图从另一种角度消解户籍制度对人才流动性的限制。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抢人大战实际上是地方与中央的一次博弈，但这种博弈并不是消极意义上的抗衡，而是一种改革性的尝试。然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尤其是在国家对房产战略上的强硬态度来看，户籍制度带来的弱化人才流动性效应远远不是各个城市针对人才推出的特殊户籍政策就能对冲消弭的。

      另一方面，这里我也认为彭莹莹博士所提出的“留住本地人才不是一个问题”、“个人不再归属于某个区域”的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户籍制度的城墙之下，人人都属于其户籍所在地。固然近年来不少以地方性的改革为主的尝试已经达到了区域联动的效果，但无论是跨省使用医保还是跨省就读义务教育学校都没能真正打破户籍壁垒的核心，户籍仍然对外来人才具有一定的制度性排斥。联系到梁玉柱博士所说的外来人才由于人才引入政策所获得的公共资源倾斜实际上凌驾在普通外来人口之上，选择了落户的人口固然可以获得人才引进所带来的丰厚的利好，但对于因为种种原因（譬如原籍户口迁出成本过高或因条件限制不能享受政策等）没有落户的外来人口，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生活，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外来人口无法和本地居民享受同样的就业、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的福利资源，必须花费额外的资金以购买相当的服务，何况部分核心资源并不能用钱购买，这必然加剧了他们的生活压力。户籍制度导致的隔离和排斥使得外来人口即使收入高于本地居民，其生活质量水平并不高于本地居民。

      但从长远来看，由于户籍宽松政策在抢人大战中的大规模落实，对于符合人才标准的外来人才来说，户籍制度对外来人才的限制会变得越来越少，随着这种各地不断推出的尝试性改革累积成为一种常态现象，户籍制度在人口流动上的控制作用也会得到弱化，中央若能顺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将这种对人才流动有利的政策趋势发展下去，那么有朝一日我们或许能看到无论是外地还是本地人口能够平等地享受高效的公共服务资源，能够像彭莹莹博士所说的那样达到人才政策只考虑“留住优秀人才”，而不会因为制度性原因产生所谓的“外来人才”和“本地人才”之分。

梁玉柱

      在对户籍制度改革及其背后的社会福利认识上，我和彭莹莹同学角度相同，都强调了抢人大战背后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优质化问题。不同的是，她在文中提出“各地人才引进政策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关于人才发展的专项政策，可以视作城市治理中的纠偏机制”，而我强调这只是地方政府为提高特定人群公共服务水平，不仅不是纠偏，反而增大了本来就在此地工作的外来人口的生活成本。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差异很大，我考虑进一步的分析应该是将不同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与城市整体的社会福利政策结合在一起，详细考察。目前我们这种论证方式明显不足。

      对于高雯同学论述中提到“仅因为人才政策的福利而放弃去大城市机会的年轻人并不多”这一论断，我比较迷惑的是怎么界定“并不多”。这种论证比较模糊，容易造成歧义。这一点希望高雯同学再丰富一下论据。

彭莹莹

      高雯博士提出的小城市应找准自己的优势切入点，而不是单一与大城市硬拼一次性安置费，这一点与我的看法有所呼应。一个城市的人才发展战略，不应当是人云亦云，而是结合自身的基础优势和发展特点，有的放矢。找准自己的优势是其一，关键是对自身城市发展进行评估，将人才发展战略纳入整个城市发展的规划之中。这也是人才政策可持续应当考虑的侧面，然而还不够。

      如前所述，“抢人大战”本质上是希望实现本地区发展甚至消减区域发展差距，但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使得优质人才流向资源集中的中心城市，进一步加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如果不能从战略层面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人才政策依然效力微弱。顺着这个思路，就涉及到梁玉柱博士谈到的人才政策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之间的关系。户籍制度捆绑了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一系列社会福利，背后是利益分配的不公。根据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消减了部分的社会挫败感，需要扩大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应对现代化过程本身带来的不稳定性。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财税关系的调整可以说是“政治制度化”层面的有效思路。

学人点评

熊  竞

      看了各位青年才俊的观点和评论受益匪浅，大家都很有见地。北京大学彭莹莹博士从城市治理纠偏的角度来分析人才政策，很好的抓住了本轮人才大战的积极效应，因为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和以人才为资源的城市发展政策会更加突显城市生态环境、生活宜居的重要性，而这些恰恰是我国大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后“治理城市病”的目标所在。武汉大学梁玉柱博士认为人才要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并且他对已经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各类人才或劳动者予以了关注，这是从城市长远发展和整体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本轮人才大战，都是很好的角度。荷兰拉德堡德-奈梅亨大学高雯博士则分析了目前城市应该拿什么来吸引人才，并认为目前以户籍和物质奖励为主的人才政策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吸引人才，这样的分析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认为本轮人才大战，确实顺应了目前城市经济转型升中对于发展创新经济、服务经济、消费经济的迫切需要，城市政府在发展高质量经济中也正在加快从招商引资到招才引智的转变（现代信息技术和全球背景下，以往“人和人才跟着技术、产业和资金走”正转变为“技术、产业和资金跟着人和人才走”），这种新型的地方锦标赛方式，符合城市政府的发展逻辑，也有利于提升人才的价值，而人才资源的配置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人才效应的全局性和长远性），因此，需要政府有所介入。此外，在人才大战中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市政府对户籍制度等治理方式的“纠偏”。

   从这些角度而言，“人才大战”的“热”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为何我们还要进行“冷思考”，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过程中，政府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可能有由于“一窝蜂”、“一刀切”等思维惯性，导致人才的恶性竞争、新的城市不公平等“政府失灵”的现象，从人才配置的整体效应和持续效应而言，是存在人力资源错配的。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后期，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在体制改革未能到位的背景下“行政区经济”的负面运行效应突显，当时也出现了所谓的“羊毛大战”、“种子大战”、“蚕茧大战”等原材料大战，进入新时代，“行政区经济”的逻辑还在延续，只是这一逻辑成为从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的一种新的“变形”。当然，“行政区经济”对于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也是有其“正能量”意义的，因此，如何趋利避害、因势利导且从深层次体制改革，是人才大战“冷思考”的着力点。

      因此，对于解决之道，个人以为，在客观的区域差异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的背景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人才政策的非均等化（根据城市特点因地制宜）是可以作为城市政府在追求高质量经济发展时采取政策遵循的原则的。当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首要的、治本的，而借此契机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背后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财税制度以及政区制度等进行改革则是更为重要的。

      如果要与各位探讨的话，我想有这样几个方面：北京大学彭莹莹博士对人才大战的本质分析可能还需要进一步与城市政府的实践思维结合，才能更好的看到背后的真实逻辑；武汉大学梁玉柱博士能否对抢人大战造成城市内部新的不平等的负面效应进行分析，从而提醒政府一味强调“引进”，其实效果会并不尽如人意；荷兰拉德堡德-奈梅亨大学高雯博士对中小城市能否实现人才政策初衷提出了怀疑，是否可以从政府管理者角度来思考其不合理的合理性，并进而提出上级政府如何进行各地人才政府规制的措施。

回应发言

彭莹莹

      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看似对立而论，刀光剑影、你来我往，实则是认识同一问题的不同面向，并互为补充帮助我们认识问题的本质和现象。“人才大战”未必是“战”。“战”可以是不同城市争夺人才的竞争，是为“战”；“战”也可以是中心城市虹吸效应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甚至可以是不同城市积极探索人才发展政策的“和”。 人才发展政策一方面应考虑适用性，并非跟风抢占，忽略城市本身发展定位；另一方面，应考虑可持续性，而非空头支票，将其纳入整个城市治理体系之中，注意其与社会保障改革的关系，系统、科学地设计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完善。

梁玉柱

      感谢熊老师的评论和提问，您的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对于引进人才效果的评估以及对城市劳动者平等问题的分析，需要设计科学、客观的分析指标，对政策文本进行细致的纵向上的时间比较和横向上的空间比较。因此，您的问题很难一时回应。如果这次论坛的参与者有兴趣，很希望可以一起合作研究。政治学的视角更关注正义、权利、平等等主题。从各城市的政策文本为分析进路，分析各项社会福利的门槛条件以及各类条件是否维护了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主体的地位，这是比较容易进入和论述的，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系列实证分析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样研究才能落地而非主观想象。最后感谢政治学人的邀请和组织，感谢点评老师和主持人的指导和帮助。

高  雯

      在这一轮“抢人大战”中，中小城市的人才政策之所以会出现以自身弱势对抗大城市优势的错误策略，政策扩散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发达城市成功的人才引进政策产生了政策扩散效应，中小城市在借鉴经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跟风模仿，于是各地人才政策同质化的现象终于在抢人大战中爆发。

      人才政策同质化现象严重的背后是各地产业战略的同质化。据统计，全国90%以上的地区选择发展新材料、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产业，80%的地区选择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事实是，各地都在地方发展战略中强调“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引进高端产业”，但是各地对什么是高端产业，什么又是本地现阶段需要或应当优先发展的产业不甚清楚。各地在城市战略的转换中系统性、前瞻性不够，缺乏一以贯之的、延续的、独特的产业定位，而这种产业定位模糊的现象又反向强化了引进人才策略的跟风盛行。

      虽然，理论模型中往往会对政策扩散中的跟风模仿和学习借鉴两种行为模式进行区分，根本区别两者的变量在于理性化的“成本-收益分析”过程是否缺位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在政策实际过程中，地方官员受制于其任期较短，对当地情况理解有限，官员本人又在竞争锦标赛的压力之下，无论是产业战略还是人才政策，政策决策中有短期行为是难以规避的。

      从中央角度来说，从国家层面对各区域进行产业布局规划统筹，有弹性地为地方提供思路方向，但又不过于框定其发展路径，促使各地能够在产业转型的潮流中找到、找准自己立足的一席之地，产业与人才政策共同发展，方能找到具有各地特色的城市发展的较优道路。

主持人点评

陈科霖

      在最后的总结环节，首先要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观点及评议人熊竞老师的点评。其次，我想简单地谈点自己对这一话题的想法。在城市化高度推进的时期，人口的流动对于城市化的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地频繁上演的“抢人大战”实质上也是对城市化进程走入平台期的正常反应。由于我国严苛的移民制度与户籍制度，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抢人大战”与美欧等西方国家相比有着质的不同：即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抢人大战”是建立在与世界市场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因而就其国内而言，不同的州、城市之间并非“零和博弈”，世界各国的人才均能够成为美欧国家“人才大战”的提水机。而中国则不同，对外籍人员移民方面的控制异常严苛（当然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组建，对外籍人才的准入制度会相应放宽），那么地方政府间的“人才大战”就成为了近乎“零和博弈”的格局。因而“抢人大战”会产生两个可能的结果：一是人才在城市之间的流动，例如从东北、西北流向东南、华南；二是人才（甚至人口）在农村、小城镇向中等城市、大城市之间的流动。无论是何种方向的流动，都会导致人口向大城市的进一步集中。而各大城市开出的“优惠条件”，其共性几乎均集中在“户口”之上。换言之，“抢人大战”在客观上带来的外部性是农村、小城镇户籍人口的进一步减少，而大城市的户籍人口进一步增多。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抢人大战”似乎开启了城镇化吸引人口的新方式——人才竞争的“零和博弈”与严苛的户籍制度形成了相互促进，并最终引致人才大战愈演愈烈，而随着锦标赛竞争的不断加剧，人才政策是否可以继续下去？我对这一政策的前景是存疑的。从近来天津人才新政的“一日三变”可以看出，这场“锦标赛”的下半场可能仍有好戏可看。

圆桌论坛隐匿的一个多月里

留了大招给读者朋友们哦～

敬请期待连环炮！

圆桌论坛为政治学人 推出的系列活动，以上为本次论坛全部线上活动纪实，文章为原创作品，任何纸质或网络媒体转载请联系授权。

欢迎海内外教师、博士生参与圆桌论坛的讨论，或者为我们推荐有价值的选题，欢迎发送您的意愿和个人相关简历到[e-mail]邮箱报名。

支持学人原创作品，打赏金额全部归嘉宾所得。

往期精彩回顾：

组长：谌    瑾

编辑：黄韦萍

审校：赖镇桃